开场白
王世襄
　　我自小学到大学，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玩好上。1939年母亲逝世，对我震撼极大，同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从此专心学习、工作，直至今日。 
　　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套内壁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仅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玩得更野了———熬鹰猎兔，驯狗捉獾。由于上述经历，我忝得“玩家”之名。七八十年来，不论玩哪一样，比我玩得好、玩得精的大有人在。（注：只不过我把玩过的东西记录下来而已。）实在是浪得虚名，惭愧！惭愧！ 
　　上述几种玩好有的今天已不可能或不宜再玩了。有的比过去还要盛行，玩的人更多。有的一度失传，恢复后发展提高，十分可喜。在后面《北京玩好今昔谈》中将一一述及。其中重点是传统观赏鸽，因为它是中国的珍贵物种，历史悠久，与文化密切有关。但近年日渐凋零，如不及时保护、抢救，有绝灭的危险。一旦绝种，将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为此我将“延续中华鸽文化，抢救传统观赏鸽”作全部短文的总标题，等于我的宗旨和口号。（之一）



延续中华鸽文化抢救传统观赏鸽
几种北京玩好今昔谈
王世襄
　　北京玩好都是民俗学的一部分，也是传统文化。时过境迁，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已不能再玩。例如鹰和隼，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如从野外捕来用以猎物，便是犯法。当年捉獾的狗，都从北京住户店铺喂养的所谓笨狗中选出，身强力大，聪明勇敢。如养后提纯，也能成为中国好狗种。但解放后全被捕杀，已经绝种。而且獾也受到保护，不得滥杀。只有在河堤上穴居的会引发水灾，必须清除。但方法很多，不必用狗了。惟有观赏鸽不仅可以继续玩而且应当作为抢救物种来保护，使这悠久文化不在我们一代绝灭。 
　　玩蛐蛐，北京过去养家大都斗而不赌。前秋、中秋有时小彩助兴，只有三五斤月饼的输赢。赢者往往放弃不要，用来酬谢局上的工作人员。到了后秋，才有“帮闲”之辈，向养家求借“常胜将军”拿到上海去赌钱。养者珍惜爱虫，很少肯借。即使出借，不收任何回报，也不随同前往，周济穷人而已。所以过去北京养蛐蛐，不失为一种以娱乐为主的玩好。近二三十年，情况大变，蛐蛐已成为赌博的工具。养者不惜出高价买，目的只为赢钱。山东蛐蛐产地，农民一家大小，不种田了，捉蛐蛐比种田收入多得多。过度捕捉，田园荒芜，加上自然环境破坏，蛐蛐退化甚至绝迹。于是另找出蛐蛐的地方。养者绝大多数是赌徒，为了赢钱竟使用许多骇人听闻的怪招、邪招。为在分量上占便宜，竟撤水减食，用电灯烤，等于施酷刑。还喂兴奋剂、激素，甚至喷海洛因等。每次开斗都会引起吵闹斗殴，甚至出人命。政府自然严加取缔，抄赌判刑。每年从报上总可以看到此类报道。总之，玩蛐蛐已被不法之徒彻底糟蹋破坏，不能再玩了。 
　　冬日养鸣虫，尤其是蝈蝈、油壶鲁，似乎现在比过去还要盛行，从儿童到老头都从此得到乐趣。但虫具葫芦，主要是用模子范制的。全国解放后，由于社会的变革，政策的限制，中断了三十多年。三十年是一代人，一代人不范制就有可能失传。为了引起人们对这一特种工艺的重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写了一篇《谈匏器》投《文物》杂志。主编庄敏同志看到文中讲到虫具，认为有玩物丧志之嫌，退稿不用，到1979年才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刊出。随即有三四十位来访，询问范制之法。但问者多而种者少。北京第一位恢复范制成功的是蒲黄榆的张金通先生。他的葫芦上都凸出阳文“喜”字，因而赢得“喜字张”的雅号。种成后，能售高价，引起天津、保定等地有园艺经验的人仿效。一两年后，种者倍增。现在以此为业的逾百家。京、津两地，卖葫芦的摊肆已列成长街，范制技术也越来越精，虫具外还仿制康、乾两朝的宫廷器皿。我们再也不必为此工艺失传而担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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