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的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
当时，世襄先生正是风华正茂的２０多岁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同仁一起干了六档子在中国近代文物史上可圈可点的大事，为国家追回数千件珍贵的文物。
第一件事，没收了德国商人杨宁史非法占有的青铜器。杨宁史是德国禅臣银行的经理，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大多被杨宁史买了。这些青铜器当时被杨宁史秘藏在台基厂外商运输公司百利洋行，但他谎称东西在天津的宅子里，其中不少是国家级文物。为了不使这些文物流失，世襄费尽周折，最后在朱启钤家见到了宋子文，他详陈利弊，终于将杨宁史手中的一批共２４０件青铜器没收。这批青铜器中有“宴乐渔猎纹战国壶”、“商饕餮纹大铖”，以及鼎、卣、爵杯、玉柄戊等。
第二件事，收购了京城大玩家郭葆昌的藏瓷。郭葆昌是古玩铺学徒出身，为人精明干练，后为袁世凯管总务。郭葆昌懂瓷器鉴定，曾在景德镇管理窑务，设官窑，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致富以后，个人收藏大量的古瓷，他生前将家中所藏瓷器编成燕瓷图谱，名《觯斋瓷乘》共二十册。郭葆昌是民国时的京城陶瓷专家，以精鉴别、富收藏闻名中外。郭于１９３５年病故，所藏瓷器为其子女郭昭俊等人所有。
世襄先生听说郭葆昌死后，这批珍贵瓷器有可能散失，于是回到北京以后，马上找到郭昭俊，他说老父亲留下来的瓷器已被兄弟姐妹分成几股，但完好无缺，并未出售，如果公家收购，求之不得。世襄为收购这批文物真是不遗余力，通过桂老朱启钤，他见到了宋子文，几经周折，宋子文同意付给郭家十万美金，以“捐献”的名义，将郭瓷收购，并给郭昭俊在中央银行安排了一个工作。世襄先生与周士庄先生一起对照《觯斋瓷乘》的照片及注明的尺寸，逐箱逐件地清点后装回原箱，加贴上故宫的封条。
世襄先生办的第三件事是追回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一批瓷器。
第四件事是１９４６年７月，受命去天津张园接收溥仪存放在保险柜中的一批重要文物。此时张园已被美军借用，美军进驻张园之前，发现屋里有两个保险柜，一个已被打开，里头空无一物，另一个上着锁，不知里面有什么东西。当然，如果有东西肯定不是俗物。于是由世襄代表“清损会”，美军代表克利夫斯，加上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津办事处代表，到张园开这个保险柜。为了开柜，专门找来修配铁柜钥匙的师傅，试用了几种办法都打不开柜门，最后只好用加氧气的喷火器把柜门愣给烧开，一看里面有手提式保险匣２１个。
因事关国宝的遗失问题，三方代表只能先贴上封条，次日由七八个士兵押送，坐火车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沈兼士、马衡、葛莱等要人都在场，并由十多个工作人员一起打开保险匣，清点造册，总数为１０００多件珍品。其中古玉有数百件，如商代鹰攫人头玉佩等；宋元人手卷４件：宋马和之赤壁赋图卷，老子像道德经书卷，这些手卷都高不足一尺，但都是稀世珍宝。尤其是胡轩珐琅烟壶、痕都斯坦嵌宝石玉碗、嵌珠宝珐琅表、黄扬翡翠扳指等更是价值连城，这些物品现均收藏于故宫珍宝馆。
世襄先生做的第五件事是帮助桂老朱启钤将存放在长春的２００多件丝绣运回北京。说起这事还有点曲折。民国初，桂老搜集了一批从宋代到清代的缂丝、刺绣，大约２００件。桂老对缂丝早有研究，将这些藏品一一著录，撰写了一部书稿《存素堂丝绣录》。后来，桂老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影刻宋版《营造法式》编印明岐阳王世家文物图册，需要大批钱，才忍痛割爱，以２０万元的价儿卖给了张学良。张学良买到手以后，一直存在东北边业银行内。日寇侵占东北，伪满洲国将这批丝绣定为“国宝”，在日本印成原册图录，名叫《纂组英华》，成为世界闻名的文物。
１９４６年５月，长春已被解放大军包围，形成孤岛，桂老生怕丝绣毁于战火。恰逢宋美龄从南京路过北京去长春督战，桂老得知这个消息，马上把世襄先生叫到家中，让他以“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处及个人名义，写一个呈文，建议把这批丝绣空运到安全地点。世襄写好以后交给了桂老，经桂老从中斡旋，这批丝绣从长春空运到北京，交给了故宫博物院。
世襄先生干的第六件事是代表故宫接收了海关移交的德商德孚洋行的十几箱物品，这批物品原来是德国的一个研究民俗学的机构或博物馆所搜集，其中有木佛、近代工艺品、明清服装、年画、皮影、剪纸、日用铜器、锡器等。(刘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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