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海里沉浮几年,于1993年初上岸到县国税局工作，同时得到一个较为安稳的养鸽、赛鸽环境。可见在伺弄鸽事上是需要一个让人无后顾之忧的安定、稳定的平台的。
    
     置身于基层国税部门，一不小心又做了六年办公室主任（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基层人民银行做了五年办公室主任），然后转非当了近三年县国税局副局级干部。这一阶段正好目睹了我们国家税收收入基于国民经济的长足发展与国内GDP的快速增长，从几百亿的年增长幅度，到上千亿的年增长速度，及至近两年几千亿的年剧增水平的过程。与此同时，也身同感受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税务部门征管手段等有机构成的快速提升，征管体制在适应经济转形和加入WTO后与国际经济接轨中，按市场经济较发达模式要求，频繁实施机构归并、信息集中、人员精简，征管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体验。这不，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基层国税部门新一轮的征管改革举措又迫在眉睫。

     面对眼前与征管改革部署相匹配，将大刀阔斧进行的机构改革和税收征管队伍“瘦身减肥”的动作，基层国税干部职工的心态各不相同。不少人惊呼“狼来了”，惶恐不安，担心在改革中受到冲击；也有人则视改革为“浪来了”，跃跃欲试，准备捕捉变革中出现的个人职位变数与进取契机。我自认为凭着现有的知识与能力，不承认自己属于诚惶诚恐、忐忑不安的第一种人；但受个人年龄的局限，也自知没有条件成为抢抓机遇、迎风赶浪的第二类国税干部。我感到，当基层国税这场伤筋动骨的深刻变革果然展现在我们面前时，象我这样年届不惑有余，知天命岁数不到，年纪老又不老，少又不少；身居基层非主要负责岗位，职务低又不低，高又不高的干部，一方面确实存在着人往哪里去，位子往哪里放的问题；另一方面，时值这样的年龄段，在由上至下一层层挤压下来，纯系情非得已方显“多余”的基层干部，完全是旧有的干部管理体制与传统粗放的征管模式造成的特殊时期一种特殊现象，并不意味着这批人的能量滨临枯竭，作用丧失殆尽。恰恰相反，这些从一线退下来，实际处于人生精力最旺盛，能力相对最稳定期壮年干部，若不能在原工作岗位上作贡献,转业做其他事情正当其时。

    尽管国务院历来强调国家公务人员不得提前离岗退养，更不得走入社会搞商业经营，但在经济不够发达的某些基层，具体落实这一要求却总会受到一些客观情况的制约。如我们国税部门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形势下，征管硬件投入日益加大，征管水平不断提档升级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收缩机构，竞争上岗实行干部分流等举措，一次又一次试图解决机关人浮于事、因人设事等现象对现代征管运作上有形或无形的阻碍,但事涉端人饭碗的实质性问题时，欲切实把改革初衷落到实处谈何容易。实际上呈现的景象是新模式显现了，旧有的包袱变换个位置仍未消化，甚至整体运行成本还进一步扩大了。可以预见，我们的这次人事机构改革结果也可能会流于前些次人事改革上的“变通”办法花样百出一样，其结果从现有岗位上分流下来，又不能随意甩掉的干部，如其放在机关里产生负面效应，不如放到社会任其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于是，在干部参股经商的违规违纪社会问题里，除了媒体披露的那些利用职权与民争利等重大不廉洁行为外，也有这些分离于原工作之外，原则上也属不规范行为，但也不同于恶性腐败行径的情况，这实质上是一种在改革中剥离出来的社会剩余精力与资源的转移。

    也就是在上述情况下，我们眼前即将进的人员精简，机构规范改革尚未动作，一些情况相仿的同事，以及国税系统外的单位在改革步骤上走在前面的朋友，开始邀约我到当前经济社会里再做些别的事情。这对我这样曾经沧海，现依然满怀不服气心绪，有心重蹈商海再搏一回的性情中人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问题是再次下海搞个有效益的经济项目，虽说较之于以前似乎没有了后顾之忧，如比以前还要宽松的单位“政策”，使我在公职上的经济待遇没有减少多少；家里的孩子上大学平日里已没羁绊，父母退休在家也老有所养。但眼下让我顾忌的是，重又让我全身心伺弄的一棚百余羽鸽子，说什么，干什么都不能让我再一次割舍不顾了。日后倘若要做什么，前提是绝不能影响我养鸽。于是我的生活中就出现了一次次新的抉择：

     ——我在当办公室主任时的老局长，前两年就内部退养让位于年轻干部后，在武汉办了一个为房地产商搞辅助服务的经营项目，搭脚手架的公司。早在一年前出于其对基层国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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