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万元资金(比当时我们县1992年财政收入2200多万元还多)，于1993年2月份到海南岛搞开发，同时把我一棚引进的种鸽与多羽成绩鸽都转移到一位过从甚密的年轻鸽友棚中。

    下海涉足房地产业务，从海口做到北海，在几年的闯荡中，因内地的人际斗争与纠葛在尔后暴风骤雨般宏观调控的气候下波及到海南，加之我们的项目运作上确实存在经验不足问题，在几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上拿捏不准，被两家很有背景的大公司“闪了腰”，导致我个人或因与下海追求的成功有缘无份，或有份无缘，始终未见大的建树。这种情形在现在看来很象弄鸽事，有的人花了大量的投入，反不及有运道之辈用天落鸟的结果可观。同时也使我忽然间省悟到，我还在银行时看到的那些找银行弄专项资金贷款时唯唯喏喏，似乎比我们木纳的生意人，其实比我们更精明，当属天底下最聪明之辈，从根本上说，政治法律层面的人们、文化界诸儒雅之士等“上层建筑”都是为这些“经济基础”服务的，而我却不具这样做商人的天份，于是又怀念起无惊无险、四平八稳的机关干部生涯起来，并于1997年借我们县国税局寻觅文秘写作人员之机，回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国税局当起了办公室主任。

    在重回机关当干部，做公务员的日子里，我首先一直心存一种在市场经济主战场败下阵来的感觉,故心境十分沮丧。其次,由于这时反观身边久违领域的诸多变故，诚如西方有位学者曾分析的“歇业现象”规律一样，不论是机关工作，还是信鸽领域，以前置身其中觉得自己所从事的事情进展缓慢，当离开该领域一段时间后，其发展变化令人悚目。这不，过去我在银行的好几位同事几年功夫就当了行长，有的还进入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班子；几位部下也从普通职员晋升为行级负责人;上级机关的几位老领导、老朋友、老相识甚至在省内的重要商业银行挑起了大梁，如武汉招商银行的行长刘庆平、湖北华夏银行的行长石会文等。在信鸽界，当初仅仅开始涌动商业运营的思潮之时也属工薪阶层的鸽友,如今也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商业信鸽实体，在辉煌的赛鸽战果背后，想必也同样是不菲的经济回报。目睹这些情况，再看看自己从起点回归到起点的圈状人生轨迹，一如阿Q画圆般的“大团圆”结局，让人不胜感叹，甚至有些不平衡。

    待自己稍站稳脚根，始终惦记着养鸽的我于1999年赴武汉出差时，抽空又踱进了鸽市，并禁不住引进鸽子重又操起了养鸽的旧业，同时在重新订阅的《翱翔》杂志上以一篇“如今迈步从头越”的文字表达了再次养鸽的心绪。尽管我在文章里依然如故地充满了抢前争先、积极进取的热情，但是，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信鸽活动模式的相应转变，鸽界已不象当年那样凡有份或好或坏的工作，就有条件参与鸽事。很多人因打破了固定的饭碗，已迫于生计放弃了养鸽，故养鸽人构成上也有了好大的变化，基层养鸽人队伍相对缩小，并因条件所限没有了比赛活动。因此，恢复养鸽的头两年鸽事活动纯粹只是慰藉我心灵、忘掉人们地位进取场上明争暗斗与商业竞争场中尔虞我诈的避风港湾。正应了我在1984年国庆晚会上模仿当年春节晚会上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的台风，以张明敏另一首歌曲《爸爸的草鞋》获文艺演出一等奖的歌词中唱道的，“满载漂泊的沧桑，倦航的船儿快来靠港”的感觉。

    2003年秋季,正当我开始怀疑自己几年养鸽不赛鸽,沉醉于观赏鸽子千姿百态地追逐、嬉戏和大模大样地踱着鸽步，有如绅士与贵夫人般从容不迫的神情，是否丧失了起初参与鸽事所追求的求索进取的赛鸽精神，有可能陷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退隐、消极的自得与耽乐境界时，我县鸽会重新组织了信鸽赛事，终于给我初时踏着沉重、疲惫脚步进入的养鸽港湾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自恢复参加赛事以来，我称得上是鸽运加悟性俱尽人意，在连续几年的竞翔中都有较好的斩获，在县内的各个级别的赛事中摘金夺银的基础上，逐渐在咸宁市几个县市的联翔中跻进了位置，并在日前秋季的首场中距离竞翔中取得了第3名的好成绩，为个人鸽事的复兴拉开了序幕。

    赛鸽活动中燃烧起来的激情，同样影响了我对待生活，对待工作，对待事业的姿态，使我完全理解了过去的文友，后任我省国税局教育处处长的魏贵和先生在我2003年个人出版的经济税收文集序言中针对我所谓“大团圆”情绪所说的一句话：“走一条没有曲折的直路，诚如毛主席说过的：‘坚持数年，必有好处。’这在时下多数机关里依然重资历、看经历的情况下，固然有其一定的长处。但在外面转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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