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醉心于信鸽活动的日子里，似曾有个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想法：此生既与鸽结缘，将会与爱鸽终生相伴，不舍不离。而且由于我曾是在国家恢复高考的头一年考试成绩已上线并参与体检后，因政审原因未能在第一时间进入象牙塔深造的受挫者，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伺弄信鸽时，往日同一起跑线上的好几个因成为上世纪最精贵、堪称文化荒漠最早走来“天之骄子”的八二届（1977年、1978年入学，均在1982年同一年毕业）大学毕业生的中学同学，有的进入术业有专攻的科研部门拓展专业，有的还到美国、加拿大留学得以进一步发展，而我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势完全宽松时的1979年，才从知青点考进一所财贸中专，毕业后一直在基层搞财政金融方面的实务工作。其时在从相关资料上悉心研讨国内刚刚起步的信鸽理论的同时，我也正在关注与研读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的同龄人贝多广的人民大学博士生论文《中国资金流动分析》专著。当时我就在把两个都想有所作为的领域进行了比较，感到仅从事业起点与人员构成的情况看，日后在经济金融方面欲有所建树谈何容易，倒是有心既争取信鸽竞翔好赛绩，又善于进行理论分析与总结，成为“文武双全”的养鸽家不无可能。于是，那会儿手头上还端着基层人民银行工作饭碗的我暗地里把个人努力的重心稍稍向鸽事活动予以了倾斜。

    然而，事物的变化与发展不以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1992年上半年，我个人事业的里程与鸽事活动上似乎闪现出一道重大转机的迹象。由于我供职的人民银行系统属垂直管理部门，当时所在的鄂南崇阳县人民银行的人事调配权全由上级人行咸宁地区人民银行掌控。时年6月许，地区人行主要领导在向相关人员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初步拟定调我到地区人民银行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职务。这对于我是个莫大的喜讯，除了职务晋升给人带来的喜悦外，还因为地区人行在当时当地堪称第一高楼的12层金融大厦刚刚峻工，大厦后的好几栋6层高职工宿舍的建设也临近尾声，我若调往地区人行要求一套别人不屑的顶层楼房建鸽棚养鸽子确实是恰到好处。尤其是毗邻省城武汉的咸宁地区人行所在地咸宁市温泉镇，与武汉相距仅几十公里之遥，素有武汉后花园之称,它位处江汉平原与幕阜山北鹿的鄂南丘陵衔接处，虽说因历史原因毫无产业基础可言，但汩汩的温泉、青青的竹海翠林，正好向无烟幽静的休闲、娱乐方向探步。而这样的地理位置、环境条件，使我多次将其与养鸽人的圣地，比利时的阿连栋克镇联想到一块。

    可以设想，如果后来的事情没有变故，上述的一个养鸽新起点得以达成，我个人在社会上的位子在不出现其他意外的情况下，与现在的情形相比无疑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由此而产生的对日后鸽事的后台支撑，就是经过初时商品经济意识渗入鸽界的萌芽期，逐渐发展到眼前纯商业化地步这样的过程，如果我个人能在我国信鸽饲养模式发展转型的重要阶段，坚守养鸽阵地，其养鸽成就不敢断想与时下诸多的强豪比肩，起码与眼前的程度应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当年9月份地区人民银行调整人事的通知下达后，调到地区人民银行任办公室副主任，并牵头全面负责办公室工作的却是邻县人行的一位办公室主任，而我则根据本县的“工作需要”拟就地提拔，将作为县支行副行长进行安排。从而完全打乱了我对个人事业及鸽事活动的预期与筹划。

    无论是当时与现在，我都将这次变故视为人生旅途的又一次重大挫折。加之1992年是我们国家改革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南巡后掀起又一波改革与开放的高潮之际，我一位头两年就放弃地区某机关科长职位与进一步升迁机遇，在深圳做远洋贸易小有所成的财校同学悉我情况后向我进行了下海的鼓动与呼唤；另一位在内地银行犯了点事，遭遇较大挫折后到海南从最底层的打工仔做起，两年功夫在海口办下自己千万资产公司的同学也给我现身说法，使我这血管里本身就流动着被人称为中国犹太人的浙江宁波人不安分、好流动血液的天性得以唤醒与启动，下决心割舍当时说来并不错的现状，到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去历练一番。地区人行主要负责人在阻止我办停薪留职手续时，规劝我沉住气，不要为时刻处于变化调整中的人事安排闹情绪；县人行也专门安排一位身份为县委书记夫人的副行级干部挽留我继续在人行工作，但我还是与时任地区税务局征管科副科长的一位大学同学经到深圳、海口几度考察后（考察期间未忘访鸽友，如1992年10月在深圳深南大道北头的黄贝岭一带的中建某局宿舍区与几位川籍鸽友侃鸽经，还在他们订阅的《中华信鸽》杂志中本人发表的文章上签名留念；又如1992年11月在海口人民桥附近一家符姓鸽友的鸽舍观赏其海口放浙江椒江千公里归巢鸽的风采），在资金市场融资27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