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底，例行查看自己的电子信箱时，看到了中荣信鸽文化育成中心发来的参加“中国信鸽文化--中荣论坛”暨“中荣第六届四百万大奖赛”活动的邀请函，以及中荣论坛的议题和论文征集草案。因考虑到路途较远，且交通不便，开始就没有打算前往上海，只是感念中荣的看重与抬举，按照中荣的议题范围选定了一个题目，颇费心思地用一天时间仿我曾在国内经济刊物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形式拟订了一个提纲，然后用三天时间写了一篇上万言的文章，即《你从哪里来，心中的中荣》，赶在11月2日截稿前从网上传给了中荣论坛。

     11月5日中午，我在家里接到上海中荣信鸽文化育成中心工作人员唐力书小姐的电话，又一次力邀我速赴上海参加论坛和观摩大奖赛活动。我再次告之因事缠身，不便赴上海参加上述活动，但唐小姐称中荣老总林信涌先生专门就对我的邀请作了安排，并表示他个人与我在鸽事活动上多有相同的理念。这不仅使我深为感动，而且因曾在往日教育台《信鸽》节目上看到过的操持着庞大信鸽实体大老板的错爱，陡生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甚至想到了当年鲁迅先生在文坛上论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时，将素昧平生的“毛泽东先生们”视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 ，我得引为同志”的言辞。这个“同志”远在后来被作为普遍的礼貌性称谓之前，与眼前的“多有相同理念” 是具有某些同等意味的。后来在中荣论坛文集（初稿）上果然看到了林总发表的“湖北蔡文龙先生未曾谋面，但见文知识，中荣的路其实并不孤单”的感言。
在接电话得知林总意见时的顷刻间，我决定放下手头上的工作，放弃在家等刚刚送往北京参加湖北“第四届正大杯幼鸽赛”和首届“三省一市千公里联翔”的鸽子，旋即以最快捷的方式赶往上海参加中荣活动。

    我首先考虑到如中荣期望的那样乘飞机到沪不可行。因为我坐车从南面的崇阳到武汉需要几个小时，下午到武汉的时候时间已不早，再从武汉坐车到天河机场等于又坐趟长途车往北到昔日的黄陂县，纵使临时弄到机票乘机到上海，已是午夜之后，届时难得找人，或者给中荣工作人员增添极大麻烦。因此，我的第一选择是坐崇阳本地直达上海的客车到上海，若下午坐上汽车，在卧铺车上睡一个晚上，正好能赶上次日上午的论坛报到。
骑摩托车到长途汽车站，得知崇阳到上海的长途车是每周逢双的上午发车，当天周六的早上到上海的车子已经出发，我便只有另找到沪的途径了。又赶到崇阳的一家可代卖火车票的旅行社咨询与订购到上海的火车票，得知下午5点半有趟从武昌到上海的火车。一位熟络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当时正是客运淡季，可马上乘班车到武昌，直接买火车票到上海。于是我回家作了一下上路的准备，赶至县内汽车站已两点出头，便买上一张两点半的车票，踏上了路程。

    客运淡季的客车上空空荡荡，车主为在途中揽上客人，多有停靠，对此我在车上没少发出怨言。当开车司机知我欲赶到上海5点多的火车时，便告诉我勿需赶火车，因为本次班车停武昌傅家坡车站时，每晚都有车直达上海，且时下的豪华大巴车卧铺远比火车卧铺舒服，还有电视录像供观赏。得知这个信息，我的心便完全踏实下来。到武昌刚下车，就在售票厅买了一张8点半的车票，并在大厅内的一家餐馆很从容地吃了个便餐，把手上的茶杯灌满开水，等开往上海的车子到位，就上车找到铺位躺下啜着饮料，吃着带在路上的点心，到点后直往目的地而去。

    较为舒适地在车上睡了一个晚上，到上海徐汇区的大宇客运站时，已是翌日早上近8点钟。然后几经与中荣公司联系，等车将我接到中荣论坛的举办地上海市伟盟生态园林时，已是上午10点多了。这时我掐指算了一下从头天午后准备行程起，已过去了20多个小时的时间。后来问询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西安胡长根先生的途中情况，他却很轻松地说头天就买好了到上海来回的双程机票，早上到机场，乘机到上海，然后由中荣的车子接到生态园林酒店，一个上午就解决了报到的问题。这不得不让我暗自感叹不已。

     我到中荣的颇多周折还不仅仅是没像胡长根先生那样，乘坐更快捷的交通工具飞机的问题。我在11月9日返回过程中，同样也不顺畅。当日中荣给我买好11点零5分的机票，并派车于9时许将我等送往机场，车从松江区的伟盟生态园林到虹桥机场，一路多有堵车，到机场时已是10点45分，超过提前30分钟到机场的要求10分钟。与工作人员通融无果，只好补交三百多元钱转乘下午4时10分的飞机到武汉。下机后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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