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昨日）原来，信鸽实行一夫一妻制，很少出现婚外情。26只信鸽“集体同居”后，由于亲密接触很快闹出一些“绯闻”。有一天，吴爱泰发现一对信鸽先是“咕咕”争吵，继而发展到拳脚相加。它俩的爪子纠缠在一起，互不示弱。吴爱泰连忙对这对争偶的情敌劝解，说：“宝贝，别急，有话好好说！”花了半个多小时才平息了一场爱情格斗。此后，吴爱泰像居委会的大妈一样担当起“调解员”的角色。久而久之，信鸽们逐步适应了大家庭生活，“集体洞房”里的爱情风波渐渐平息。与此同时，“流浪鸽”们爱情结晶不断问世，人丁兴旺。

　　舌战群儒“为鸽请命”

　　流浪鸽子孙满堂，人丁兴旺，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狭窄的临时鸽舍早已无法满足它们的需要。绝大部分年轻的信鸽们只好风餐露宿，栖息在外，成了新一代的“流浪儿”。吴爱泰每天提心吊胆，害怕这些鸽子们重演它们前辈的命运，被冻死、饿死和遭人捕杀。“应尽快让它们安居乐业！”吴爱泰将自己的想法向南宁市信鸽办作了汇报。他认为，这些流浪鸽在南宁客居了几年，应给它们“永久居住权”。吴爱泰起草了一份《放养民族广场鸽舍建造计划》，恳请在民族广场右侧建造一个面积约150至200平方米、能容纳1000至2000羽信鸽的美观鸽舍。预算经费15万元，由政府出资与社会赞助共同完成。然而，这份报告几经周折批转到各职能部门，引起了不同反应。有的部门说养鸽污染城市环境；有的部门认为不符合城市规划；有的部门认为“小题大做，没有必要”；有的干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吴爱泰心急如焚。冬天，鸽子们没有一个避寒的地方。2001年夏季，南宁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民族广场也成了一片汪洋。每天早上，吴爱泰冒着大雨涉水到广场，去观察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他站在广场旁人民大会堂屋檐下，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那些鸽子立刻从屋檐下、树杈上飞到老人身边，每一羽鸽子都抖着湿漉漉的羽毛，吴爱泰一阵心酸：不知什么时候这些流浪儿才能结束风餐露宿的日子？吴爱泰决定“舌战群儒”，为流浪鸽做“广告”。他撰写了《谁能为流浪鸽安个家》一系列文章，在南宁各大媒体发表。吴爱泰在文章中说：“信鸽是一种非常灵性的珍禽，不仅是和平使者，它们还是预测地震的科学家，是军事通信的侦察兵，是人类导航的活雷达，是市民友谊的传情纽带”。为了增强“广告”的说服力，吴爱泰还特别引用了他在1965年奉命率领180多号人马，从拉萨出发，在零下48度的恶劣天气里，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程步行2000多公里到成都，靠信鸽导航，找到40名失散的老红军……吴爱泰用大量的事实和科学依据，论证“鸽子与人类的亲密关系”，驳斥“鸽子威胁论”。紧接着，吴爱泰又发起了一系列“为鸽请命”特别爱心活动。他四处奔走呼告，引起了政协委员吴传欧、黄柳娇、刘裕陆等人的关注。他们向南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提交了《让广场和平信鸽飞起来》的第223号提案。为了引导市民参与，吴爱泰发动妻子、女儿等全家出动，打印数千份宣传信鸽的资料走上街头派发，提高市民对“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认识。黄展宏、吕秀珍、黄爱芬等43名市民在“为鸽请命书”上签名。吴爱泰的“为鸽请命”还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引起了强烈反响。区人大干部吴树祥、高夏、王义杰，区乡镇企业供销公司苏树茂，南宁市自来水公司黄杰祥等人联名支持吴爱泰。徐秀云等16位下岗工人为吴爱泰擂鼓助威。南宁天桃实验学校的庞楚、李惠桦、关晓琳等小朋友们帮助吴爱泰为流浪鸽发出呐喊……一份份报告、建议和呼声传到南宁市政府的办公桌上。副秘书长、秘书长、分管副市长等领导在报告中批示，要求南宁市财政局、园林局、规划局、市政局、卫生局、体育局等职能部门认真研究，妥善解决“流浪鸽”的“户口”。2002年12月19日，当吴爱泰接到市政府转来的一份文件时，兴奋得双手发抖。南宁市财政局（2002）151号文件批准：同意财政拨款为流浪鸽建设家园。戏剧性的是，就在一个月前，该局138号文件还对这群街头流浪鸽的“永久居住权”表示“暂不考虑安排”。一个月后又专门下发文件批准了信鸽“户口”，让老吴高兴得头晕目眩，手捧“红头文件”在广场跑了三圈。广场打造“爱心别墅”2003年春夏之交，我国非典肆虐。一些市民上书市政府，要求禁止养鸽，理由是鸽子的粪便有可能传染“非典”病毒。郑军健副市长把信转给吴爱泰，征求他的意见。吴爱泰凭着丰富的医学知识，洋洋洒洒地撰写了一篇长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科学论证了只要注意清洁，鸽子不会传染“非典”。这篇文章围绕着“禁鸽与养鸽”的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吴爱泰每天都捏着一把汗，如果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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