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5月，细雨蒙蒙、梅子青青。在那个季节中。我会习惯性地推开窗户，站在窗口前眺望上海高楼林立的景色，高低错落的楼群像凝固的音乐，显示出“城市之曲”的魅力。伫立许久，脑海中闪现出“山清水绿、群鸽翱翔”的儿时观鸽的美景，这一切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是值得回忆的。

    一个走过六十六载春秋旅程的恋鸽者，有着“赛鸽、写鸽、为鸽”经历的老人，对于上海信鸽运动与全国引进之风颇有自己的见解。每当我温着绍兴醇香，面对数位鸽友与徒弟品尝着上海风味小吃时描绘不由自主地道出自己对鸽界英雄的见识，话语如汩汩清流幽流淌。

    1928年由英美侨民巴斯固尔、樊波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信鸽会”（SHC），因当时由洋人参加并进行竞翔，被人称之为“西侨信鸽会”。1935年上海放飞天津，李梅龄博士一举夺取天津冠军、亚军、季军及4名、5名，促使会长巴斯固尔挂印相让，李梅龄博士成为“上海信鸽会”第一任中国人会长。抗战胜利后，1945年成立“胜利信鸽会”，不久还相继成立了“中华信鸽会”、“联合信鸽会”、“和平信鸽会”、“沪西信鸽会”、“中国信鸽会”、“上海信鸽会”、“标准信鸽会”等十余个小鸽会，会员数百人。解放以后，直至1956年初，为数不少的上海各种信鸽会集中为“上海信鸽会”、“沪西信鸽会”、“中国信鸽会”、“和平信鸽会”。一直到1963年由上海市副市长石英审批，上海市民政局管辖，上海花木公司分管，开始筹建上海市信鸽协会，1964年10月4日上海市信鸽协会在虎丘路外贸礼堂召开成立大会，主任吴瑛、副主任刘务波、卞忠元。我那时任常委，竞翔组组长。“文革”动乱结束后，1978年我任上海市信鸽协会会长。1984年12月6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信鸽协会，我兼任竞翔部负责人而后又任竞翔部部长。1985年上海市信鸽协会归属上海市体委领导，以后我任常务副主席兼竞翔委员会主任，直至1996年6月任上海市信鸽协会顾问。

    此刻，众鸽友与徒弟们十分理解我的心情，我是一生爱鸽的人和以鸽会为家的人，年龄大了，从信鸽协会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于是，大家又把话题转移到信鸽杂志上。上海市第一本信鸽杂志《鸽讯》创刊至尽已过半个世纪，在半个多世纪中信鸽运动历经桑沧。随着时代的变迁，“文革”后1980年又出现《信鸽科研通讯》，后改为《信鸽科研》，最后定为《上海信鸽》。当1991年《上海信鸽》复刊时，其复刊词也是由我撰写的。如今，环视中国信鸽事业的发展，信鸽杂志也越办越多，越办越好。比如，中国的《中华信鸽》、北京的《赛鸽天地》、江苏的《翱翔》、山东的《鸽王》、南京的《赛鸽》、重庆的《赛鸽家》、天津的《赛鸽》、香港的《中国赛鸽》、火车头信鸽协会的《鸽友》等等，都在装祯、形式、内容、彩照诸方面见长，有的刊物已经达到精美的程度，完全能与国际接轨。现在我动笔少了，只是想在晚年能继续与鸽为伴。在我年轻时，上海市信鸽协会的鸽会章程、比赛规则、文明养鸽、品评标准等都是由我起草的。有关信鸽科研方面，我也陆续发表过20余篇经验总结。
 
   讲着讲着，话锋又转到鸽市上来。七嘴八舌的神侃，终于理出一条鸽市沿革发展的线索：原来在清末明初上海的鸽市已初具规模，先在南市的老城厢（老城隍庙一带），后迁移至老城厢的“得意楼”茶馆。1940年初，鸽市迁移往平望街“青莲阁”茶馆，后又转移到人民广场东南角和江阴路花鸟市场。现在的鸽市有三处：沪南体育场、闸北体育馆和浦东新区东方路其昌栈图书馆附近（38号后弄堂）。每逢周日，鸽市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买卖信鸽的、有买卖鸽笼的和鸽食的、有交换品种的、有交流经验的，更多的人笃悠悠踱进鸽市“过瘾头”，漫无目的领行情听消息，一些老面孔逐渐成为老朋友，许多轶闻趣事也在这里流传与发生。

    上海30年代数“李黄”，那时李梅龄医生北路放飞称王，黄钟医生南路放飞称雄。20世纪30年代以来，当时人称“南黄北李”，放飞厦门等南路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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