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泰斗鲁迅先生在一篇题为《故乡》的短篇小说里，对希望有过这样精辟的论述：“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寻着历史的足迹，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赛鸽之路渊源流水。据文献资料记载，养鸽在西汉时期已很盛行，并已有应用于战争的军鸽和传书的信鸽。公元前203年项羽和刘邦为争做皇帝，进行了四年的楚汉战争。相传刘邦被项羽包围，躲在枯井中，危在旦夕，是因为放飞信鸽而获救。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了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派张骞、班超，出使西域时就曾用信鸽来传递信息。到了唐朝，深居长安的宰相张九龄开始有目的地训练信鸽传书，由于他位高权重，一时间，“飞奴传书”在京城官宦之家竞相效仿。南宋时，高宗赵构更是迷恋养鸽，往往亲自放飞，故而有“万鸽盘旋绕帝都，幕收朝放费工夫，何如养取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圣书”的诗句。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曾七次率船队下“西洋”，其中张副帅有一次遇难沙丘，就是信鸽传递信史救了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世界各国列强纷纷拥入国门，扩张他们的侵略势力，先后侵占北京、天津、东北、台湾等中国领土，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此时的中国大片河山已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我国的养鸽事业也象当时的政治局势一样处于没落低谷阶段。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当时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各国买办、资本家纷纷前来经商办厂，同时也带来了赌博、彩票、赛鸽、赛马等多种形式的繁荣。当时以英商伦昌洋行买办杰克逊和巡捕房的巴尔、凡波、保恩司等为首的一批英美侨民，还成立了一个所谓“上海西人信鸽协会”，并以“华人信鸽不够水准”为借口，拒绝中国人入会。对此，原籍广东梅县，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系，后获德国医学博士学位的李梅龄医师，不甘屈辱、不畏强权，在1928年移居上海时花巨资从德国引进比利时和德国名系种鸽16羽，计有伟奇、固耐、密勒、麻尔、麻尔·阿亨、克伦巴和德国军用鸽等8个品系。此后，李梅龄先生历经四年精心培育，在1933年、1935年与外侨鸽子比赛中，终于以一羽“32SHC759”中雨点雌鸽2次力挫群雄，一举成名，荣获济南与天津冠军。此举不仅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也敲响了“西人信鸽协会”的丧钟——“西人信鸽协会”主席不得不甘拜下风、俯首称臣，拱手捧出了首脑挂印。从此奠定了中国“李氏”品种在世界鸽坛中的地位。

    回顾分析中国赛鸽发展史我们不容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暴君专制，长期闭关自守，诸多历史客观原因的制约，导致我国原有青猫鸽、铁流鸽、戴笠鸽、蓝鸽、粉灰鸽、红血蓝眼鸽等名种均以频临绝种。从现存的一些品种看来，尤以观赏鸽和肉鸽品种居多。尽管张万钟在明末清初就编写了世界第一部《鸽经》，16世纪广东省佛山镇又出现了世界第一个“飞鸽会”，但中国赛鸽的发展始终未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赛鸽运动真正蓬勃兴起，步入健康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仍始于1984年12月6日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信鸽协会。自全国鸽协成立以来，不论组织建设、信鸽团体、信鸽品质、比赛项目等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信鸽运动逐渐发展壮大走向成熟。
此时，全国各地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雄”，各省市、自治区信鸽团体新人辈出，各地群雄争霸，在短、中、远、超远程各个赛程上分速都有了新的飞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以沪宁线为主的中国信鸽大本营已形成强有力阵容，上海、南京这两支鸽坛上的劲旅，早已角逐全国，立下战功累累。以汪顺兴、丁培新、刘秀龙、陈文广、张顺奎、张国粹、高俊华等为代表的老一辈赛鸽家、育种家，以过人的智慧和毅力，集诸家名门之长，在40多年信鸽实践中，通过对李种、日种、培尔琴及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德种和50年代初海外游子携归的西翁、斯太塞品系进行全面科学的改良，共同合作育成了功勋卓著，各具特色的“国产名牌”。这些“国货精品”在我国信鸽竞翔史上的短、中、远、超远程各个赛程中成绩显赫、战功累累，并已形成我们的上海种、江浙种、汪种、丁种等，多不胜举。全国各地列强之鸽，均有这些品种的血统，其启蒙影响遍及全国，愈来愈深远。它们当之无愧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骄傲——名副其实的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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