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已27岁老大不小的我才开始正儿八经涉足信鸽活动。但我与鸽子的渊源却远在这之前。

    打我朦胧记事时起，鸽子这冤家儿就出现在我童稚的眼里，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那时我的家住在汉口江汉路花楼街附近小朱巷的一栋三层楼二楼里。三楼仅有楼房前后纵深度的一半，在房子的后部建有一个亭子间，里面住着一位姓罗，大人们叫他哲哲的叔叔和他的妻子与儿子。一楼是一位姓章的伯伯和他的妻子与几个孩子。我对楼上楼下大人的称呼可谓别具一格，叫他们为楼上爸爸、妈妈，楼下爸爸、妈妈。

    楼上爸爸是像我现在一样的一位鸽迷，在楼上小房的窗外墙上挂着一横排竹木结构的鸽笼，笼里养着一群非常美丽的瓦灰、芦花（雨点）鸽。我和我的祖母住在二楼后面的亭子间里，正好在鸽笼之下。我常常在自家窗户里看到楼上的鸽子飞到对面三层楼顶上嬉戏、玩耍。特别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那些长着又白又大鼻子的公鸽隆鼓起颈脖，一边高吭地鸣唱着“咕噜---咕”的进行曲，一面随着节奏翩翩起舞追逐母鸽时，头颈上的毛忽而紫灿灿的，忽而绿茵茵的，变幻莫测，使之每时每刻让人看来都新鲜，百看不厌。我常常是好几个时辰葡伏在二楼的窗台上，兴趣盎然地欣赏在两栋楼房间飞来飞去，千姿百态的鸽子，直到被祖母叫唤或训斥着怏怏离开窗口。

    我的祖母却十分讨厌鸽子，说早上天没亮就被鸽子像“哒痨命”一样吵醒；每天断不了一些毛衣衣漂落进我家窗口，每年有段时间还会有大毛片不断掉到屋子里来；平日里，偶尔也有一砣两砣鸽屎拉到我们的窗台上。每当这时， 我的祖母就会一面清除掉这些污秽之物，一面毫不收敛地操着浓厚的宁波腔口舌不停的唠叨、诅咒。楼上的人想必也听到了这有意传送上去的警告，但总是静悄悄的，没有半丝儿反应。

    文化大革命初期，记得街面上闹腾得最凶的一阵子过去后，武汉着实出现了一阵养鸽热。我常常上楼去与楼上爸爸的儿子兵兵玩耍，这段时间发现楼上窜门谈鸽子，交涉鸽事的人增多了，什么桃砂眼微、金眼、鸳鸯眼等识鸽概念，逐渐涌入我还是孩提时代的脑海。还有鼻瘤越大越好，里面导航的磁场越强的说法，甚至影响到我初养鸽子时好长一段时间的择鸽观念。还有什么用毛主席纪念像章换鸽子，谁个抢了几顶军帽换上几只“八一”军鸽的故事也出自一些年轻侃鸽者之口。

    记得大概是1968年左右的光景，我一位住在小朱巷后院（我们称那为“后头院子”），经常一起打珠子（玩弹子球），“搭撇撇”（赌纸折片）的大名已记不确切，小名叫“四”的同学，于某日上午逃学后与几个大一些的伢们在后院口一家养鸽人的楼上偷鸽子，不慎从四层楼的窗子上摔了下来，头撞在地下一个水泥池子上，夭折了幼小的生命。现在我自己成为一名信鸽爱好者，想起这位幼时同学来倍感悲伤。八九岁的小孩产生了养鸽兴趣，口袋里拿不出分文买鸽子，在其他玩劣少年的邀约下,幼稚的童心萌生了这种愚蠢的念头与行动，因而酿成这千古遗恨，实在可悲可怜可惜可叹。

    后来,武汉市把养鸽作为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列入了遭禁的封、资、修之列，楼上爸爸挂在窗外的鸽笼取了下来，鸽子也不知转移到了哪里。但他的鸽友还是经常来窜门，有时还看到有人上楼时忽从袖管里掏出了鸽子。

    1969年底的某段时间，我们花楼街一带好多人畏惧的一名姓金的户籍警出现在我们小朱巷3号，但在文革期间改为团结巷44号的楼道上。这位整日穿着军装，操着长长湖北黄冈浠水音调的派出所军代表是接到举报冲着楼上爸爸的鸽子来的。几次扑空后，有一次果然在那不足10平方米房间的隐蔽处搜到了鸽子。于是楼上爸爸便不可避免惹上了很大的麻烦。

    这次事情后，已开始读小学三年级的我感到我们家与楼上的关系出现了紧张局面。原来楼上爸爸怀疑他东窗事发是我们家有人向成天在巷子前后转悠的金户籍警打了小报告，而我们家大人们却一直矢口否认有告密之事。看来，文革把这小朱巷改为团结巷反而更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我们楼上楼下的小孩之间还是照常来往着。有一次，我无意中向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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