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要回家过年了，小小鸟真是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来自湖北仙桃的别应龙和8位老乡，近日通过北京市“小小鸟爱我中华公益互助热线”（以下简称“小小鸟”）的帮助，讨回了他们被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六合庄雪京峰制衣厂拖欠了3个月共计5万元的工资。

　　 “‘小小鸟’义务为农民工讨薪”、“讨薪热线每天接数十求助电话”……连日来，这个“小小鸟”频频在媒体上出现，成为了岁末年初为农民工维权讨薪大军中的一个活跃份子。

　　 “小小鸟”是何方神圣？其实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组织。“外来打工者在城市里无依无靠，就像‘小小鸟’一样”，发起成立“小小鸟”的河南来京务工青年魏伟说，“‘小小鸟’就是一个以帮助进城打工群体实现互帮互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使命的公益性组织”。

　　 这样一个由底层的外来务工人员自主发起，面向打工群体服务的草根组织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小小鸟”还能“飞”多高？近日，记者对“小小鸟”进行了探访，试图勾勒出一个民间维权组织在转型期中国的发展脉络。

“小小鸟”的工作人员（左一）、律师志愿者（左二）在一家工地了解求助的讨薪农民工的情况。（新华社记者李文摄）

　　 打工者的境遇通过互助平台而改变

　　 魏伟，一个在北京漂泊的外来打工者，为什么要发起成立“小小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无偿为打工者群体服务？

　　 谈起“小小鸟”成立的初衷，魏伟记忆犹新。1999年6月，魏伟在北京打工两年，尝尽了漂泊的艰辛，但一事无成，决定回老家去。在和一位文化圈的朋友话别时，那位朋友对他说：“你回去也对，大学生毕业后在北京混上三五年一无所成，灰溜溜离开的多得是，何况你呢！”魏伟说，“一席话听来很客观，但却让我无地自容。我反复思索，为什么打工者在外创业这么难啊？！？”正是受到朋友这番话的触动，魏伟萌生了成立一个打工者互助组织的创意。此后，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交友信息，很快得到许多打工者的响应。

　“小小鸟”发起人魏伟（右）为一位进城务工人员进行电话调解（新华社记者李文摄）

　　 魏伟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打工队伍是一盘散沙，多数人都在盲目闯荡，非常孤单无助，不仅梦想难以实现，甚至有的人会产生畸形心态，成为社会隐患。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搭建一个组织平台，实现打工者的互帮互助，那肯定能改变许多人的命运。“我的初衷本是想联合大家的力量来创业，后来发现大家在找工作、要工钱等方面有着极大的需求，于是我转变了想法，决定设立热线来帮助打工群体，为他们服务，并通过举办公益活动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样，2000年5月1日，在北京公主坟新兴桥下的一间简易板房里，“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正式开通了。

　　 五年多来，“小小鸟”经过一路摸爬滚打，羽翼日渐丰满。先后接听热线电话六万多个，为八千多位打工者提供了就业信息，为三千多人提供了法律帮助，举办了180多次各类社会公益活动，累计提供服务1.65万小时。目前有五名工作人员负责热线、维权、网络、外联和财务工作。

　　 近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渐成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打工者维权讨薪，也不可避免地成了“小小鸟”的日常工作。2004年9月，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小小鸟”和北京市东华门司法所合作，成立了“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仅2005年一年，就为4043名农民工讨回了3600多万元工资。

　　 从一个在底层打工的普通青年，到一名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工作者。在偶然与必然的路口，魏伟被“逼”到了他人生从未奢望的一个层面上——专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打工者帮助、服务和代言。社会承诺、生存压力、未卜前途、政策缺失……一系列“不能承受之重”需要“小小鸟”来承受。

　　 “小小鸟”要依靠社会强势群体才能生存

　　 “小小鸟”靠白手起家，生存十分不易。据魏伟介绍，最初四年，“小小鸟”基本由他一个人支撑着。他把自己临时打工挣来的钱都投了进去，但还是捉襟见肘，数次面临生存危机。“有时连房租都交不起啊！有一次我为了躲房东，两个礼拜天天早出晚归的。‘小小鸟’到今天已经搬了12次家了！”魏伟回忆起初创时期的酸甜苦辣，感慨连连